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1956年生于北京，祖籍浙江。1981年清华大学数学专业本科（提前）毕业。毕业后留学美国，先后获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耶鲁大学运筹学/管理科学硕士学位、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2006年10月起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一、基本介绍
姓名：钱颖一 性别：男
国籍：中国 出生地：北京
出生日期：1956 职业：经济学家，教授
毕业院校：清华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
二、学术荣誉
（一）期刊文章（部分）
计量经济学会（The Econometric Society）会士（Fellow）、2009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研究领域包括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中国经济。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政治经济学期刊》（Journalof Political Econom[3]y）、《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of Economics）、《经济研究评论》（Review of EconomicStudies）、《经济研究》等国际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
（二）著作（部分）
《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与青木昌彦共同主编，1995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走出误区：经济学家论说硅谷模式》（与肖梦共同主编，2000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Modern Economics and China’s Refor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03年。
“理解现代经济学”（“Understanding Modern Economics”），《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北京，2002年第2期。
“经济学科在美国”（“Economics in the U.S.”），《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北京，2001年第6期。
“经济学家市场在美国”（“Economists Job Markets in the U.S.”），《经济学家茶座》，济南，第九辑（2002年7月）。
“政府与法治”（“Government and the Rule of Law”），《比较》，北京，第五辑（2003年3月）。
“市场与法治”（“Market and the Rule of Law”），《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北京，2000年第3期。
“激励与约束”（“Incentives and Constraints”），《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北京，1999年第5期。
“目标与过程”（“Goals and Processes”，《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北京，1999年第2期。
“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金融的稳定与发展”（与黄海洲合著）（“Financial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After WTO Accession，”with Haizhou Huang），《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北京，2001年第5期。
“硅谷的故事”（“A Story of Silicon Valley”），《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北京，2000年第1期。
“第三种视角看企业政府所有制：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Government Ownership as a Transitional Institution”），《经济导刊》，北京，2002年第5期。
“信息经济学的奠基人”（“2001 Nobel Laureates in Economics”），《财经》，北京，2001年10月20日刊。
三、任职情况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央企业外部董事专业资格认定委员会委员、中国银行业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世界经济学联合会(IEA)执行委员会委员、国际商学院联合会(AACSB)理事会理事、亚太商学院联合会(AAPBS)理事会理事、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EFMD）EQUIS认证评审委员会委员。
2012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调整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表示，经国务院领导同意，同意钱颖一担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四、人物语录
虽然中国的改革和转轨受到了一些关注，但对于许多经济学家来说，他们对中国的改革成功不能理解。抛开意识形态不论，中国的成功与已有理论的许多方面相违背。
结构的调整不仅是三方面比例的调整，背后一定有深层次的原因，需要深层次的改革，那就是要调整政府与居民，与企业，与市场的关系。这个任务不完成的话，结构调整是非常困难的。（证券时报网快讯中心）
五、主要观点
2012年，钱颖一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发言认为[6]，中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不仅表现在要解决投资过高、消费过低和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三方面的比例失衡问题，还需要推进深层次的改革。
要突破制度性的困难挑战和障碍，必须要有深层次的改革，要调整政府与居民、与企业、与市场的关系，这就需要进行深刻的财政改革，只有这样结构调整才能成功。
